洞天风雷——第六章（下） - 冷血的空间 - kine5550

华发初生时　报国正当年（1）

　　老一代气动人爱回顾过去。过去意味着吃苦，意味着白手起家，意味着轰轰烈烈地创业，意味着光荣、骄傲……
　　但对老一代气动人来说，过去和今天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一切还在继续：吃苦、奋斗、默默无闻、艰难地朝一座座高峰攀登。他们吃了一辈子苦、创了一辈子业，这一生都在做骨干、当脊梁，支撑着事业。今天他们或两鬓染霜，或满头白发，或根本不再有头发。他们的胃有了毛病，被过去的碱水泡出的毛病，攻关时饱一顿饥一顿留下的毛病。他们的肝有了毛病，肾有了毛病，心脏有了毛病，胳膊腿也有了毛病，身体的各个部位都不再那么健康了。健康的身体已经毫不吝惜地交给了事业。可是，他们不再健康的身体里却蓄满了丰富的经验，丰富的知识。事业正在腾飞之际，仍然需要他们在各个领域里顽强地支撑着，做骨干、当脊梁。正如当年需要他们提前毕业、提前进入角色一样，今天仍然迫切需要他们多奋斗几年奉献几年。他们的一生注定了要贡献给气动事业。
　　过去，还意味着年轻，意味着拥有无数个日日夜夜可以拼命地干事业。而现在这样的日子却屈指可数了。也许这就是他们怀念过去的意义所在。“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正因为拥有事业的日子不多了，他们的使命感更加紧迫，拼搏的欲望更加强烈。他们已经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和精神即将跑完一生的路程，而这最后的几步，他们无疑要奋力一搏！

　　1961年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飞机系的沈礼敏，是在年过五十之后，迎来了他事业上的丰收季节。
　　80年代中期，为改变我国直升机研制、生产落后的状况，中国直升机研究所提出了“直升机旋翼机身组合模型试验台”的研制课题。这是开展直升机风洞试验的必备设备，可以说，只要我国要研制生产出自己的高水平直升机，就必须有这东西。六七十年代，我国曾研制过小型试验台，但都因难度太大而告失败。
　　经过论证，这座大型高水平的试验平台决定建在8×6大型低速风洞内。沈礼敏受命于危难之际，挑起了副总设计师的重任。高级工程师孙正荣、杨国祥以及杨云灵、富开迪等都放下各自的课题，参加了这场会战。分别在测控、天平、软件等关键技术上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与直升机研究所密切合作，解决了振动、测量、旋转等关键技术难题，在较短的时间内，成功地研制出我国第一座大型直升机试验台，使我国成为继美、苏、法、德之后第五个拥有此类设备的国家。由于我国建成时间较晚，一些新技术新设备得以应用，因此在一些技术性能上更为先进。这一试验平台的建成，使我国直升机试验研究技术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该项成果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年龄本身对沈礼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快六十的人了，还和妻子两地分居。对身体不利，对家庭不利。妻子有自己的事业，还有对一双儿女的责任，不可能跟他到山沟里来，连来看他一次的时间也没有。年龄越大，沈礼敏越不敢想老伴和孩子，也不敢想即将要回到老伴和孩子身边安度的晚年。当年，他离开北京时，妻子想尽一切办法也没留住他，而且他本来可以留下。他走时儿子上小学，女儿上幼儿园。没办法，他把母亲请到北京帮妻子带孩子，但母亲的一口苏州话，妻子和孩子像听天书一样。他又出主意，让母亲把女儿带到苏州农村去好几年。结果，儿子勉强上了中专，女儿连中专也没考上。上职高，可职高毕业却找不到职业。如果在山沟里也认了，偏偏孩子们在北京。每次回家，女儿总是躲着他哭，不理他。儿子理他，但说话愣。直问他：“你朝山沟里跑对了，事业成功了，还搞出国家级进步奖，可有屁用，能给我们将来当饭吃吗？”这话像刀子戳他的心。因为内疚，他预感到他的晚年不会能安度。他有些怕见老伴和孩子。在感情上，他已经把自己当做孤家寡人了……
　　年龄大当然有好处，经验多，知识丰富，杂事也少了，不再浮躁，不再为名利所动，事业成了唯一的支柱，可以埋头搞一些基础性研究，可以集中精力在一些关键技术上去突破，可以安心搞一些大课题。另一个有利条件是，大规模的风洞建起来了，为大的高水平的课题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更有高水平的年轻人作助手。有这么好的主客观条件，此时不搏，更待何时！
　　歼击机的尾旋问题过去很少在常规风洞内试验，因为要搞动态试验，要在风洞内带上运动装置，难度太大。发达国家多是应用模型自由飞和立式风洞进行这种试验。人家有钱、有立式风洞，而我们没有。在常规风洞中搞，难度虽大，却不失为一条多快好省的试验途径。1988年，沈礼敏一头埋进“旋转模型试验技术”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之中。这一重大课题，从1986年就开始打立项报告，但因为没有钱，拖下来了。没钱有没钱的搞法，沈礼敏一个人默默地摸索，蹚路子，做准备，用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论证，搞好了总体方案、总体设计。后来，科工委科技委叶正大副主任亲自给基地写信，要求支持这一课题尽快上马。1989年，基地正式批准该课题的立项报告。而这时，沈礼敏和杨国祥、富开迪、祝明红、梁鉴、沈志宏、姜裕标等同志一起，已拿出了生产图纸。其后，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战，解决了振动、平衡、对流场的影响等一系列技术难题，终于使这一重大课题获得成功。在后来短短的时间内，这一试验技术分别为我国的歼七型、歼八型等多种型号的飞机进行尾旋吹风试验达2000多次。
　　沈礼敏总是去速大课题，逮住一个搞成一个。如与秦燕华合作完成、荣获部委级科技进步二等奖的《展向吹风技术试验研究》，如《非定常气动力研究》等等。
　　沈礼敏在他拥有的还能为事业拼搏的日子里，一次次发起冲锋，迎来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成功。
　　1992年，北京成立气动预研办公室，基地总工程师乐嘉陵征求沈礼敏的意见，问他愿不愿去。沈礼敏感激乐总，理解乐总这既是对自己的信任，也是对自己的关怀照顾。但所里舍不得放，沈礼敏也舍不得走。管理工作他搞过，不适应。这儿是基地、设备齐全，还有一大批志同道合的老战友，再没有比这儿更适合自己的地方了。他还要搞研究，他说自己还干得动，能干一天就坚持一天，哪儿也不去！最后，他让乐总别把这事嚷出去，他怕妻子和孩子们知道后又伤心，又怪他……
　　年龄大，感情渐渐脆弱了。沈礼敏常常暗自落泪。为欠妻子儿女的，为没能给父母敬孝。同时还为自己。他已经59岁，60岁时，他将不得不和他的事业做最后的告别。报国的日子已经数得清了。可他还有很多未了的心愿，还有很多想干的大课题……

　　高级工程师周瑜平，把半生的精力都用在了建风洞上。1968年进山沟，当8×6这座大型低速风洞动工建造时，他就开始四处奔波，跑跟产加工，跑设备订购，一直跑到1977年。风洞跑成了，年龄也跑大了。可专业呢？跟产加工需要懂技术，搞技术交底、技术监督、验收，懂少了还不行。他跑流场校测设备，也跑天平，跑什么要精什么，马虎一点就出大差错。1977年，风洞跑成了，跟产加工的技术人员们可谓劳苦功高，因此，他的成果也只有两个字——辛苦！紧接着，他又参加8×6风洞的调试、效测、技术配套、技术改造。参加在风洞内进行的一系列型号试验。
　　周瑜平一直想搞几个高水平高质量的大课题。为此，在1982年他40多岁时，下决心把在上海工作的妻子调来。他做工作，妻子不来。他干脆请领导去帮着他跑、副所长王懋勋四下上海，总算把他妻子搬来了。妻子一来就骂他：“周瑜平你疯了，40多岁，朝回跑还来不及呢，我一来，你回上海就更难了！”周瑜平说：“我根本没打算回去！”妻子一上班更急了，第一个月发工资，妻子以为搞错了。60元，比过去整整少了10倍。十几年过去，1994年时，妻子的工资长到90元。领一次工资，妻子恶狠狠地说一回：“周瑜平，你把我害惨了！”
　　可是，妻子来了，周瑜平想安安心心埋头搞研究的愿望仍然没实现。组织上安排他当室主任。周瑜平推辞，说不是当官的料。可领导说：“是不是这块料，组织上比你个人看得准。”这一当又是好几年。室主任当得不错，抓技术、抓行管、“抓党务。连室里年轻人夫妻闹别扭，他也得出面去调解。可周瑜平还是有遗憾，他还是想扎扎实实地去搞课题。
　　1990年之后，50多岁的周瑜平终于开始搞属于他的课题了。他的课题立足在他曾经立下过汗马功劳的8×6风洞上。但说出来却有点怪，当年南京航空学院飞机制造系毕业的他，竟然搞起了“车辆风洞试验技术研究”。
　　1992年，周瑜平和二汽合作的课题“东风140—3气动力试验研究”已经取得良好效果。样车试验表明，与老一代东风车相比，减少油耗10％左右。
　　难怪周瑜平乐此不疲。
　　到目前为止，我国大大小小上百家汽车制造厂中，还没有一家有专门的汽车试验风洞。这是一个让国外任何一个汽车专家都不能理解不敢相信的事实。
　　如果我们对空气动力学以及汽车知识有了适当的了解程度，也许就不难理解周瑜平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课题，来作为他最后冲刺的目标了。

　　高级工程师孙绍鹏，从1958年开始，在风洞里摸爬滚打了一辈子，几乎所有飞机型号的风洞试验他都参加了。但因为是常规试验，劳累了一辈子，却不见成果。其实成果也有，也不低，他和恽起麟、王发祥合作的两个课题，都获得了部委级科技成果二等奖。并且这两个成果都作为国家军用标准而得以广泛应用。但孙绍鹏却不满足。高级工程师、快六十的人了，多高级别的奖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孙绍鹏不在乎有没有奖。他说：“搞了一辈子风洞，都搞好了。风洞只是个基础，为试验提供的一个场所。我们这一辈子就两件事，一是建好风洞，二是在风洞里试验。第二件事刚开始不久。现在设备条件这么好，不搞出点像样的有份量的东西真对不住这些风洞，对不住自己的前半辈子。这一辈子不能虎头蛇尾，研究出的东西得和这些风洞相配。”
　　为搞出像样的有份量的东西，孙绍鹏以低速空气动力学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了“飞机大攻角空气动力研究”和“风洞到飞行相关性研究”这两个重大课题。这两个课题均被列入国家“八五”空气动力学的重点攻关项目，其份量不可谓不重。孙绍鹏既领导，又研究。1990年开始，拼搏了5年。搞医务工作的妻子总担心老孙的身体，怕最后这奋力一搏会要了他那条老命。从目前情况看，这两个重大成果能评下来的时候，孙绍鹏已经在干休所了。那时候，成果的荣誉、利益都对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对一辈子从没有过任何立功受奖记录的他，这倒是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重要的是，他把可以奋斗的最后时刻融入了事业之中，为气动事业的腾飞使出了最后一把力气。
　　此生足矣。

华发初生时　报国正当年（2）

　　高级工程师陈洪，把他一直在4×3米这座我国最优秀的低速风洞从事研究试验，视为一生的骄傲。在这座风洞里，他从技术员到工程组长，到室主任，从一个普通大学生成长为一名高级工程师，一名国内屈指可数的“捕获轨迹”试验技术专家。1971年，4×3米风洞建成投产时，陈洪就有一个愿望：一定要在这座风洞里试验成功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他的这个愿望已经变成了现实。
　　现代高性能军用机都带有导弹、副油箱等多种外挂物，在上天投放之前，必须进行地面模拟试验，预测和研究其分离特性，为安全和准确投放提供依据。这就是美、法等国十分重视而且极其保密的“捕获轨迹”试验技术。而这一技术，已经围绕了我国许多个年头。早在70年代，我国的几个主要作战机种，都迫切需要解决火箭发射器、导弹、炸弹、副油箱等外挂物问题。由于作战飞机的高度、速度和攻角等很复杂，这些挂在肚子或翅膀下的外挂物，有的贴在翅膀上卸不下来，有的往上飞，有的往后飞。为解决这一问题，陈洪和陈锋等人于70年代便开始攻关，并以较快的速度在4×3风洞内成功进行了自由投放试验技术。随著作战飞机性能的提高，外挂物越来越复杂，像多弹齐发、连发等等，他们的投放技术虽然不断改进，但仍然不能适应新的要求。
　　1985年，陈洪在已有充分技术准备的情况下，正式开始对捕获轨迹试验技术进行攻关。在此之前，我国的捕获轨迹试验都是拿到国外去做。国际上只有那么三四个国家掌握这种先进技术，怕泄密但又不能不做，经费困难，但又不得不咬着牙往外掏。面对严密的技术封锁和国内的迫切需要，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战，陈洪终于迎来了成功，在4×3这座低速风洞内建立了“捕获轨迹”这一先进试验技术。
　　成果很快应用于型号。1990年初，陈洪带领试验人员，连续奋战三个多月，成功地进行了从某大型运输机上投放实物模型的捕获轨迹试验。同年8月，型号单位论证能否试飞，陈洪把整个试验的录像带进行播放，到会的专家们非常感慨。不少专家还不知道甚至不相信我们已经具备了这种世界水平的先进技术。在会上，陈洪自信地宣布：“在我们给定的条件范围内，空投是安全的，可以上天试飞空投。”
　　一个月后，陈洪出差到型号单位，恰好赶上试飞返航。他赶到机场时，飞机已经着陆，他见到试飞员的第一句就是：“太棒了，试飞成功！”
　　至此，陈洪更为他相伴了半辈子的4×3风洞感到骄傲。这是一个标志。一座风洞只有具备了精确的测量技术、精确的控制技术；精确的计算能力，才能很好地描绘出可控的轨迹。这三个方面是反映一座风洞、甚至一个国家的风洞试验技术水平……
　　几乎与此同时，高级工程师王发祥在我国最大的跨超音速风洞中，也建立了成熟的捕获轨迹试验技术，相继承担了我国歼击机、轰炸机在高速飞行条件下投放导弹、炸弹等分离试验，为提高飞机作战能力做出了贡献。
　　十年磨一剑。王发祥从1980年到1990年整整用了十年，带领课题组攻下了这一重大课题。这样的大课题，周期长，难度大，风险大，压力大。当初立项时，王发祥还兼任室主任，外单位的同行一听说他要搞这个课题，直向他摇头，劝他别把前程砸在这个课题上。搞成了大伙的功劳，搞不成唾沫星子也能把你淹死。想要成果，凭你王发祥的能力，选几个短平快的课题……
　　不提前程还好，一提，王发祥一横心差点把室主任辞掉。这后半辈子他豁上了，认准了这个课题。只要能在高速风洞里建立起可控轨迹试验技术，比什么样的锦绣前程都有意义。他既然搞，要的就是搞成功。但也做好了搞砸搞失败的准备。只要还搞国防现代化。国家还要发展航空航天事业，可控轨迹试验技术就早晚还得搞。因此，即使失败了，也给其他同志提供个教训，趟出一条路子。课题组刚成立时，王发祥就向组内的同志们交了这个底，让全组的同志都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于是，武春祥、徐伯生、顾隆林、孙焕成、张祥以、华杰、朱庆鸿等软件、控制、天平技术的高手们，团结在一起，开始了一场颇为悲壮的艰难拼搏。
　　这一搏整整十年！
　　其间，其他同志纷纷出成绩、出成果，捧回来一个又一个部委级的、国家级的发明奖、进步奖。评工程师要奖，晋高工要奖，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更要奖。他们什么奖也没有。他们还在默默地埋头播种着，而收获的日期还遥遥无期。一点想法没有不可能，但边想边咬着牙干。心里实在不平衡了，大伙互相安慰一番、劝一番，说一句气话也是心里话：“别着急、别眼热别人，咱们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要金奖，就奔最大个的去！”
　　其间，他们屡遭挫折。有技术的，也有非技术的因素。1988年，在他们顽强拼搏了八年之后，终于有了实质性突破，可也迎来了最艰难最关键的时刻。每朝前走一步都越来越艰难，前进的道路仿佛随时都有被堵死的危险。
　　刚好是这一年，王发祥的女儿赶上高考。白天见不上爸爸的面，女儿晚上想让爸爸辅导一下，可他晚上在家还加班。女儿刚朝面前一走，一声爸爸还没喊出口，他就轰：“去去去！”连头也不抬。好半天没见动静，一转身，女儿还拿着课本，站在他背后流眼泪。他不再用嘴轰，摆手让女儿走。临近考试，女儿要报志愿，权衡之后，觉得报中专稳妥一点，和母亲一起征求他的意见，他一摆手：“行吧，好好考！”说过之后他就忘了。录取通知书下来，一看是中专，他火了：“怎么报中专？我的孩子怎么……”女儿看着他，眼泪哗哗地往下淌。
　　女儿的中专是很勉强才考上的！
　　那一刻，王发祥看着女儿也想哭。1971年，女儿随母亲从福州市刚来时，还不满2岁，老大也才四五岁。两个上班看不了，只好请一个当地的保姆带到家里去看。但孩子说不了四川话，吃不了辣椒，整天哭，几天长了满身的虱子。有一次苏包河发大水，在河对岸上小学一年级的老大过不了河，天黑后还站在河边哭，被好心的老乡抱到家里去。结果，他以为孩子被水冲走了，顺着汹涌的河水朝下游跑了好久……他知道对不起孩子，总以为孩子还小，心里想着等完成这个课题就帮着孩子好好抓抓学习。可这八年像一个猛子扎进可控轨迹里就没出来，连浮起来喘口气的机会好像都没有过。一眨眼，女儿在这八年里长大了……
　　王发祥没哭出来，噙着泪对女儿笑。
　　他说：“考上中专，爸爸也高兴。”
　　年龄都差不多，课题组里类似的情况有好几个。
　　那段时间，课题组的每一个人都差那么一点点就倒下去了。有一位同志犯痔疮，一把一把地吃消炎清火的药，可不管用，疼得腰都直不起来还上班，大男人只好学女人的法子，在内裤里掖一把卫生纸，直到上厕所时被人看见，当笑话传出来，其他人才知道。
　　连上海机电设计研究所几位外协的同志也和王发祥他们一样拼命干。一个50多岁的女同志在风洞里安装设备时，脚上一下扎进一根两寸多长的铁钉，可说什么也不休息，让王发祥从门诊部借辆轮椅，每天从招待所推到风洞来上班。另一位姓黄的老工程师，心脏不好，在风洞呆一天，一出来蹲在风洞口半天不敢动……
　　但都挺住了，都没让自己倒下去。
　　没倒下去就是胜利。长达十年的拼搏终于获得了巨大成功。成功的那一刻，上海那位有心脏病的老工程师，竟兴奋得孩子一般，三步并作两步从风洞里朝外跑，以致头在门顶的钢板上划出一道两寸多长的血口子。送到医院缝了三针之后，还高兴地对王发祥说：“老王，值，我这个纪念留的值得。”
　　果然是一鸣惊人，果然是个大个的奖、他们建立在我国目前最大跨超声速风洞内的可控轨迹试验技术，一举获得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此之前，我国某歼击机在国外进行的可控轨迹试验，一次试验的经费是100万法郎。现在，我们自己做，一次试验经费不到10万元人民币。
　　当然，更重要的不是钱。

　　高级工程师，风洞天平专家陆文祥，记不清自己到底设计过多少天平了，也记不清自己设计的天平为多少个航空航天型号试验服务过。随着试验技术的提高，型号任务的拓展，天平越来越小型化，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在陆文祥参与的课题中，一个试验模型往往同时需要十多个天平，最多时达17个。天平是风洞的心脏，是试验中的关键环节。而无论多么重大的课题，多复杂的型号试验，只要有陆文祥参加，天平这一环节，往往是最让人放心的。许多课题组长，一上课题，首先问：“天平是不是老陆？”是，仿佛就多了一分成功的把握。
　　陆文祥大名远扬。1990年，意大利马奇研究中心的帕科列博士来参观时，当看到一种陆文祥设计的天平后，立即要求定购三台。并告诉陆文祥，以前他们都是从美国购买。他分别到过法国、英国以及德国的研究单位，这儿的天平他尤其感兴趣。帕科列博士最后强调：“当然，除了价格之外，从美国购买的天平，我们无可挑剔。”陆文祥当然能听懂这话的意思，心想，那你就等着对我的天平挑剔吧。
　　帕科列博士走后，陆文祥在短短的半个月内，设计好图纸，分别用中英文写好设计说明，寄往意大利。按照惯例，还要看实物。但一接到图纸，马奇研究中心立即汇来了三台天平的全部货款，表示不再来看实物，可直接把天平寄去。货到之后，帕科列博士代表马奇研究中心给陆文祥发来电报：

　　　　经过海关检查，零配件齐全。刚刚结束校准检查，现在可以说，无论
　　天平的设计质量还是实际质量都是很好的，在任何载荷落下的反应都非常
　　好。因此，我感到有必要向您和您的同事表示祝贺。并再次向参加研制的
　　所有人表示感谢。

　　既然能为所里赚钱，陆文祥当然也能为自己赚钱。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敏感器具市场广阔。陆文祥总是莫名其妙地接到一些素不相识的厂长、经理们的来信，邀请他去工作，待遇不用说是他这个大校级军官的好几倍。海口市建飞机厂，不容商量，先把烫金的聘书寄来了。
　　连待遇问题谈都不谈，根本不怕他狮子大张口。
　　但陆文祥哪儿也不想去。既离不开事业，也离不开这个地方。有人说，干了一辈子，做了那么多贡献，现在走也对得起这块地方，对得起气动事业了。陆文祥不这么看。他说，道理很简单，父母养育我们也只有十几年，我们能说只孝敬父母十几年就算对得起了吗？一个人什么时候都不能对不起祖国，但什么时候也不能说我已经对得起祖国了。报国于事业不是能讲价钱的事。
　　华发初生时，报国正当年。这几年，50多岁的陆文祥越来拼劲越足，连续参加了“大攻角大舵偏角铰链力矩实验技术研究”、“大飞机实验技术研究”、“外挂物实验技术研究”等一系列重大课题，都成功了，哪一个课题都是响当当的成果，都获了部委级的一二等大奖。他家里连电话也没有，室里有事、试验中有事，电话只好打到别人家里叫他。在别人家里接电话多了不好意思，尤其是有时半夜三更的，不方便。因此，他告诉室里人，课题组里人：再找我，直接让我到哪去就成，免得接电话。果然，邻居不再喊他接电话，只传话：“老陆，让你到风洞去。”一听这话，陆文祥就像接到命令，无论节假日、无论半夜三更，风雨无阻，骑上他那辆破自行车就跑……

华发初生时　报国正当年（3）

　　在60年代的越美战争中，美国投人战争的一种先进战斗机，其战斗性能非常优良，却屡屡出现严重故障，损失远远超过战斗损失。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飞机进气道的不合理而严重影响了发动机性能。这一问题立即引起美国和国际航空界人士的高度重视，航空发达国家都纷纷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研究。
　　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英、法三国科学家联合攻关，研制出一种新的飞机进气道动态气变测量方法，很好地解决了进气道与发动机的合理匹配问题。三个航空大国成果共享，但对外严格保密。这一成果也同时为三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美国将这一成果生产成设备，一套的价格卖到320万美金。法国则是招揽生意，吸引没有此类设备的国家去做试验，一次试验开价100万法郎。
　　自己要有先进的飞机，这一难题就迟早也要解决。技术是买不来的。买设备看似一条路子，其实也是一条死胡同。先进程度首先值得怀疑，决不会把最新的东西给你。还有通用性问题，即便是好东西，在我们的风洞、我们的型号试验中也未必能用。再有昂贵的价格，足以让人望而生畏。而到国外去试验，看似便宜，其实更损人。不同的飞机，不同的发动机，不同的进气道，需要做的试验太多了，有钱你就扔吧。而且有保密问题。人家说不定什么时候想耍威风、想指手画脚了，随便找个什么理由就卡你一家伙，就不给你做了。这套老把戏尤其喜欢对日渐强大起来的中国人演。
　　几经论证，1987年，国防科工委下达了对这一重大课题的攻关任务。课题组成立了，只有三个人，领头人是熊加中。
　　熊加中对进气道问题的研究早就开始了，1983年时任课题组长就搞成功了“进气道动态气变统计参数测量方法”。
　　现在又要研究新的更加先进的方法。任务一下达，熊加中首先对国外的方法进行了一番研究。按照传统的观念，一般都是先向国外的先进水平看齐。但一研究，熊加中首先把国外先进水平的缺陷给研究出来了。精度差，通用性差。按那条路子走下去，即便精度问题可以解决，但通用性呢？费九牛二虎之力搞出一套设备总不能只为一条风洞、一个型号服务吧！
　　熊加中决定另辟蹊径，搞最先进的数字式测量技术方法。主攻方向明确，连方案也定下来了，但又有了顾虑。搞数字式谈何容易。跑了一圈，到科学院、到几个自动化研究所、到高校去调研，本来想寻找协作单位，非旦没找到，却兜头挨了几瓢凉水。搞自动化的专家告诉他，数字系统是好，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我们目前搞不了。数控机床全国投入多大？但并没真正突破。
　　虽然有顾虑，但熊加中仍然坚持这一方向。几年功夫搞出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东西，还不如不搞。既然是未来发展方向，那还顾虑什么呢！基地非常重视，给予大力支持。钮颂镛部长说：“老熊，看准就上。经费我保证，钱虽然紧张，但这个钱花得值得！”恽起麟总工程师亲自抓这个课题，称这个课题有前途，搞成功了，有带动意义。吴慰祖副司令也给熊加中鼓劲打气，出点子。
　　一路绿灯。
　　熊加中不负重望，和他的三人课题组，四年卧薪尝胆，顽强拼搏，终于拿下了《进气道动态气变损失参数数字式测量技术》。钮颂镛部长曾表示：“这是用在刀刃上的钱，你别怕花！”熊加中还是为他花掉了117万元人民币，心疼得不得了。117万元是买一套美国设备的二十分之一。而且，用这二十分之一熊加中一下搞成了一大一小两套设备。
　　高级工程师樊开导，在西北工业大学念飞机系时就是高材生。1963年乔泽就盯上了他，刚一毕业，乔泽就跑到学校把他接到沈阳飞机制造厂。搞了六年风洞之后，1969年，作为技术骨干，乔泽再次把他要到四川来。从人品、从技术，都以为樊开导会前途无量、都以为他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大成果。但樊开导最大的官做到室主任，成果，更不用谈，一辈子没搞出大名堂。许多人都替他遗憾，替他委屈。樊开导自己感到遗憾和委屈吗？
　　樊开导一辈子很少有承担课题研究的机会。一个接一个地搞型号任务，搞常规任务。型号任务都是急活，都多多少少带着政治色彩。型号任务一下达，领导首先想到的是思想过硬、技术过硬的人。有人说老樊吃亏就吃在这两个过硬上。樊开导所在的室有三条常规风洞，每年每条风洞要平均承担七八十个各种各样的型号任务。樊开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专门负责型号和常规试验技术研究的工程组长。整天都在忙试验大纲，试验计划，准备模型。要忙设计、忙加工、搞校正，搞总体考虑。型号模型进风洞之后，还得去现场把关，计算结果、和型号单位协调。试验之后又要忙整理试验报告。一个型号的试验车次往往达四五百次，试验报告有好几寸厚，一条条曲线全得用手工画，校对数字、分析数字，有时一个数据不对，往往要查几十个环节。一个型号任务没完成，下一个又来了。樊开导几乎一辈子都是这么过来的。
　　樊开导还真搞过一次大课题。1974年，他开始从事飞机大攻角研究，在国内，这是比较早的对飞机大攻角的研究了。他想这一次无论如何也得搞出点名堂。死心塌地搞了两年多，1976年领导突然又找他，让他把课题放下，搞一种远程歼击轰炸机、樊开导丝毫犹豫也没有就丢掉了已经进行了两年多的那个大课题。祖国领土受到威胁，还有什么比这更紧迫更重要呢？
　　樊开导当时负责的主要是该机的气动外型选型试验。1982年，试验告一段落；经过他们和型号单位艰苦不懈的努力，某歼击轰炸机较为理想的外型被确定下来。樊开导再次萌发了去搞课题研究的想法。可是，正在这时，领导任命他为研究室副主任，去搞技术管理。然后再当主任，这一干竟然一下子干到90年代，干到55岁不再适合做室领导的年龄为止。
　　恰恰是在樊开导做室领导搞技术管理的这段时间，从年龄到专业都是出成果的黄金时机，而且外部环境也鼓励人们出成果。可樊开导在室主任的位置上，不得不做出牺牲，不得不大量去考虑型号任务的执行，大量解决试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大量调节室里各课题之间的问题，为承担课题的技术人员们当后勤搞保障。去解决人事问题、福利问题、思想问题、家庭问题，抓政治学习等等，等等。
　　如果说有遗憾，樊开导曾经把弥补这遗憾的希望放在孩子们身上。父母、姐妹都是老航空；是沈阳飞机制造厂的技术骨干，自己和妻子更不用说，可称得上是航空世家了。孩子们似乎注定也要走这条路，起码是应该超过自己。尤其是1975年他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后，他觉得他的愿望有了完整地去实现的基础了：老大将来攻飞机，大学毕业到沈飞去；老二将来攻空气动力，大学毕业回到山沟里来，继承自己的事业。他就是这么设计，这么安排的。工作那么紧张、那么苦、那么紧，可他决不让未来的科学家亏着。买不着奶粉，离安县几十里的山沟里有几头奶牛，每天到安县去卖鲜奶，樊开导天天起五更来回跑20多公里去取一瓶奶。可是，渐渐地樊开导顾不上孩子了，连坐下来问问孩子学习的那点功夫也没有。老大还算不错，考上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老二倒是留在了山沟里，却是待业。高中毕业后什么学也没考上。待业到现在已经5年了……
　　从室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樊开导终于开始搞他的课题了。可他选择的“课题”却出乎人们的意料——编写风洞性能和怎样使用风洞的教材。因为是总结，也就称不上研究了。而这一算不上研究课题，不会给樊开导带来成果、奖励的普通工作，却受到了领导、专家、和许多老同志们的高度赞扬。风洞是一项特殊专业，涉及知识很广，却又没有专门的教材，每年新来的大学生因此不能尽快投入工作。早就应该搞这样一部教材了，都知道重要，甚至都着急，但却没人愿搞。正因为都不愿做，樊开导才做。多少年他不正是这样过来的么？
　　樊开导的另一件工作是带学生。这又是一件许多人不愿干的工作。他干得兢兢业业，一拨带两个，已经带了两拨。儿子说他：“你在我身上也这么下功夫，我早大学毕业了。”
　　樊开导承认儿子的话说得有道理。
　　有人替樊开导总结：“只有成绩，没有成果。”并称之为：“樊开导现象”。
　　这现象，在老一代气动人中太普遍了。

　　高级工程师李魁芬，是国内颇有名气的风洞设计和风洞试验专家。他一辈子共设计了九座风洞，其中有七座他负责总体设计。这些风洞从低速、跨超音速，到高超音速以及特种风洞。这些风洞里试验过多少航空航天型号已经无法统计了。李魁芬的成就和对气动事业的突出贡献是人们所公认的。但李魁芬这一辈子却没有一个成果奖。风洞都在试验，有的已经运行了二十多年，但至今都还没有鉴定。这些风洞中至少有推进风洞以及全国唯一的低密度风洞可以获得国家级成果奖。但搞鉴定，申请奖，得准备资料、照片、录像带等等许多东西。一条风洞差不多得花一年的时间去准备。李魁芬有九年时间去做这些准备吗？
　　年轻的时候没时间，一座风洞刚搞完又抢建下一座。那时候妻子在西安，也搞气动研究。两个孩子两人分开带，妻子带3岁的老大，他带玉岁的老二。没有办公室，他刚好在家里上班，一只手抱孩子，一只手画图。孩子出麻疹，发高烧近两个星期，他一点工作也没耽误。到老了，李魁芬仍然没有时间去准备那些资料、去忙申请报奖的事。1991年，59岁的李魁芬生病住院，病得一踏糊涂，冠心病、支气管炎、肺气肿、萎缩性胃炎。医生直摇头，只好挑最严重的先治。可这时候室里的主任和副主任都转业走了。所领导找李魁芬，让他去代理室主任，让另一位同样59岁的老高工陈用光代理党支部书记。这是全所最大的一个室，70多个技术人员。有推进风洞、低密度风洞、超音速烧蚀风洞、真空站、电弧加热器，有六个工程组，十多个专业。两个老高工一商量，说：“组织上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们两个老家伙，干不好，对不起组织，对不起事业，对不起全室的70多个年轻人，也对不起自己这一辈子。就剩下最后这一步半步了，拿出吃奶的力气，也得干漂亮！不是时兴说老同志要最后辉煌么，咱俩老家伙就最后辉煌这一把吧！”
　　从年初干到7月，李魁芬和陈用光把全室管理得井井有条，各项试验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李魁芬的病也没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不敢病！”7月，室里新配了两个副主任。李魁芬和陈用光向所领导申请不干了，乘着室里各方面工作都顺利，利利索索把班交给两个年轻人。还剩下的一点时间，抓紧搞点技术工作。所领导却不同意，让他们再带一带两个年轻人。两个老高工再商量：“豁上了，干吧！这辈子就这么点干事业的时间了，要能带出俩好干部，到真比自己干点技术工作有意义。”
　　李魁芬听了一辈子党的话，为事业拼了一辈子。公认的有成绩、有贡献，但没成果。没成果便没有许多东西。他直到1987年53岁时，才和印奕国等一批高水平的有成绩、有贡献，却没成果的老同志一起晋升为高级工程师。没成果，他享受不了政府特殊津贴。为此，所里做出一项特殊决定，奖给有突出贡献却又不能享受政府津贴的他和印奕国等同志每人500元钱。
　　有人笑话这500元是一种安慰。李魁芬不这么认为。他说：“如果仅仅是为了安慰，所党委没有必要做出一个这么慎重的决定。我也不会接受这种安慰。钱安慰不了一个人。因此不能从钱的角度来衡量所党委的这个决定。如果说安慰，那九座风洞已经足以安慰我了。”

　　90年代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年代，是老一代气动人再度辉煌的年代。基地在空气动力的研究试验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突破：高级工程师刘长秀主持的喷流试验技术取得成功；梁贞桧主持的减小某型歼击机阻力系数的研究获得重大突破；女高级工程师唐良锐从1986年开始参加“风洞与飞行相关性研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她负责的“大飞机全模试验技术及支撑干扰研究”，荣获部委级科技进步一等奖；女高级工程师孙思珍，曾在研究室当过7年政委、5年主任，花甲之年才得以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课题研究，这几年，以顽强的拼搏精神，先后获得五项部委级科技成果奖……
　　如今，老一代气动人，都不再年轻了。但他们今天却仍然一如既往地奋斗着、拼搏着，为祖国的气动事业谱写着辉煌的乐章。

科学的另一种选择（1）

　　在空气动力研究试验基地，做领导、做干部意味着一种牺牲——部分甚至全部地牺牲掉自己的专业技术。小到工程组长、室主任，大到所级干部、基地部门领导以及各个级别的大小总师们，甚至基地的一茬茬正副司令们等等，莫不如此。对于一个优秀的专业技术人员，这种牺牲是巨大的，往往会带来刻骨铭心的痛苦，却又很难被局外人所理解。
　　每一位技术管理干部，都是由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成长起来的。他们思想过硬、技术过硬、大多是同龄人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他们的兴趣、他们的志向在科学上、事业上，当官对他们是一件苦差事。
　　因此，很多专业技术人员不愿当官、躲避当官……
　　但事业需要有人来做这些技术官。因此也注定了要有一批出类拔萃的专业技术人员，必须做出牺牲。
　　韩志华是做出这种牺牲的典范。
　　屠礼春无怨无悔地牺牲掉了他的专业，牺牲掉了宝贵的生命。
　　曾长期担任过高速所付所长和低速所所长的吴高忠也做出了这种最彻底的牺牲。吴高忠已经成了真正的无名英雄。作为最早的创业者、最早期的技术负责人之一，人们现在还记得他，是因为老一代气动人中许多人还在怀念他，常提起他。在基地1000多项科技成果中没有吴高忠这个名字。他的名字只和许许多多报告上的签字联系在一起，只留在许多重大课题的审查方案上，留在和他一起奋斗过的战友们的心里。
　　基地被正式任命的第一任司令黄序，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当司令后有人称他为儒将，他怕别人这样说，一说他就想到了技术，想到要去踏踏实实地搞点研究工作。他曾在哈军工当过12年教师，教授飞机发动机专业。其间曾参加我国多种型号飞机的研制工作。然后到西北航空学院仍然去教书，做研究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调到空气动力试验基地，不再教书，可以全身心地搞技术工作了。可是突然之间让他当室主任，当主管技术工作的副所长。领导一句话：党需要，事业需要。连个正式任命的文件也没有，只有一个简单的通知，让协助所长抓技术。这一抓就是整整九年。已经53岁的他，满怀希望地等着从副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把准备研究的课题都想好了，只等着从53岁的起点上去重新冲刺。
　　1983年9月，黄序兴致勃勃地和基地赵巨明政委到北京去见国防科工委首长。首长只说是谈话。黄序心想，下就下来了，我还能想不通么？不正是我所希望的么？还谈什么！可一谈话，把黄序搞懵了，竟然是让他当司令。他当即表示：“我一直搞技术、还是想搞技术，个人兴趣也在技术上，想搞点具体的技术工作”。他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连技术管理工作也不想做，要去搞“具体”的技术。他以很充分的理由为自己申辩：“做行政主官我有很多缺陷，搞技术比当司令我能多做点贡献。”
　　但组织上有更充分的理由——事业需要。
　　从此，黄序开始抓正规化建设，抓重大设备改造，抓任务，抓人才培养，抓预研工作，抓服务设施的改善，抓思想建设，还要抓技术开发。
　　黄序当司令时，整个基地刚纳入军队序列，他要考虑怎样把这支科研队伍带出个部队的样子来。1985年整个部队搞精简整编，本来很紧张的科技人员一下砍掉一千多。这是大局，他既要考虑保住队伍，又要考虑完成精减任务。1000多人，他几乎一个一个掰着指头数了又数，想了又想。那都是气动事业的有功之臣、有用之才，怎么能走呢！就这么一件事，把头发都急白了。他要考虑老同志的“老有所归”问题，考虑转业干部的安置问题，考虑孩子们的就业问题。要操心建现代化的资料馆，建医院、建礼堂，建学术厅……
　　作为司令，他还要兼任基地诸如职称委员会主任、发展史主任等等职务。
　　司令处在一个宏观的位置上，但许多事黄序不得不去“具体”。技术人员邓永禄，在山沟呆了几十年还不服水土，每年到6月就拉肚子，一拉把人都拉脱形了。病不大，却折磨人。黄序当司令的7年中，总记得在6月为邓永禄找一个出差搞调研的机会。
　　作为空气动力研究试验基地的司令，黄序无法脱离技术工作，几乎每天都在和与技术有关的问题打交道。但却再也无法具体，连自己搞点课题的想法也不敢有了。
　　1990年7月，年满60岁的黄序从司令的位置上退下来。他向上级领导、向接班的司令要求，以一个编外的普通技术人员的身份再去搞一段技术工作。他知道已不可能有大的作为了。这只不过是一种愿望的实现，是一种安慰，他把“技术工作”看作是他最后也是好的归宿之地。
　　司令——这毕竟是一个能让许多人羡慕的职位。黄序有苦难言。从44岁到60岁，从1974年到1990年，黄金年龄、黄金时代，都在所领导和司令的岗位上度过了，一去不复返了。是一种牺牲，也是遗憾，但曾经是司令的他却不能表露出来，只能暗自叹息，只能在60岁之后加倍努力去做更多更具体的技术工作。

　　和黄序相比，他的继任司令王昌祺要算幸运了。
　　王昌祺有一座“小高超”，那是他的骄傲，他的辉煌。和后来做司令相比，他更看重前者，正是那座“小高超”充分展示了王昌祺的技术才能、组织指挥能力和工作魄力以及顽强的拼搏精神，使他走上了领导岗位。即使在当司令之后，王昌祺还念念不忘专业，仍然从事一些技术工作，但毕竟是“业余”的，他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不可能坐在司令的位置上而去埋头对某一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即使是这样，在他的主持下研制的超微粉碎技术仍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可以想象，如果接着“小高超”走下去，而不是做领导工作，正当年富力强的王昌祺在专业技术领域里肯定会有比“小高超”更加辉煌的成就。

　　在基地领导干部中，像高锡康那样在领导岗位上经历了新旧两个时期的人很少。在新旧两个时期中，高锡康都曾是基地科研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因此他对基地的整个科研工作可以说是最熟悉的。在老一拨儿的基地领导人中，高锡康是极少数的科班出身的人。在新老两个班子中，高锡康都有些特殊。在老班子中他是年轻的，在后来的新班子中他则是老同志。因此他在新老两个班子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极为突出而重要。
　　高锡康一直从事科研管理工作，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科技管理工作者。然而这仍然和他年轻时的愿望有着不小的差距。他的愿望是搞技术、搞研究、在航空领域作为一番，当一名出色的专家。他有非常好的条件来实现这一愿望：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他就以优异的成绩进入清华大学航空系，之后转入北京航空学院攻读飞机设计专业，是北航的首届毕业生。他完全有条件有可能成为一名航空领域里的专家。但是，国家不仅需要科技专家，也同样需要专家型的人才来做科技管理工作。同是国家的需要，高锡康的愿望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这种需要。
　　作为一名科技管理工作者，高锡康则又是幸运的。他和韩志华等一起主持、领导了我国第一座生产性跨超声速风洞的建设，并长期在以这座风洞为主的气动研究室做领导工作。1973年基地酝酿组建科技部之际，这副重担一下又放在了他的肩上。当时他的明确“职务”是：协助负责科技部工作。而实际上没有明确其他的领导来牵科技部的头儿。从组织机构、人员配备到拟定科技部的职责范围都是他带着人干出来的。而此时从低速、高速到超高声速风洞设备正大规模地投入建设，部分风洞作为国内的主力试验设备已经开始承担起航空航天型号的大量吹风任务……高锡康领导着刚刚成立起来的科技部忙得焦头烂额，忙得热血沸腾，作为一名科技管理工作者，有什么还能比这种“忙”更让他兴奋呢？
　　忙到1976年，科技部有了正式任命的两名副部长，高锡康是其中之一。另一名是第一副部长韩志华。高锡康这才有了协助的对象。韩志华是老领导老专家，高锡康即敬重又钦佩，两人配合默契，科技部的工作开展得有生有色。
　　1983年，高锡康被任命为基地科技部长。此时基地的整个科研工作又是一个新的发展的大好时期，但同时也面临新的问题。这种发展的大好时期和新的问题使科研管理工作显得更为重要，带来严峻的挑战。
　　工作千头万绪，高锡康抓住了几个重点：
　　——继续抓韩志华部长提出的基地五大风洞设备的改造。抓好设备，试验能力才能上台阶，基地的整体实力才能更强大；
　　——抓重点型号。组织对飞机、导弹、卫星重点型号的攻关。以此促进设备的建设、促进人才的成长、促进新的试验技术的发展；
　　——抓改革开发。对试验研究课题实行承包、实行奖惩；根据基地情况建立外事机构，扩大对外学术交流和进行课题合作研究；
　　——抓人才培养、抓成果……
　　从1983年至1990年，高锡康当了7年的科技部长，然后任基地主管科研工作的副司令到1993年。如果说当年能够参与主持和领导我国第一座生产性跨超声速风洞的建设是一种幸运，那么，在1983至1993这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十年间，参与主持和领导我国空气动力试验研究基地的科研工作，高锡康更应该感到幸运。
　　在基地领导人中，吴慰祖也许是一个例外。这位从工程组长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走上领导岗位的副司令，曾多次被评为先进科技工作者和科研技术标兵。既然是需要，官可以当，但他决不放弃科研工作。吴慰祖严谨而有些内向——尽管他所处的不是一个适合内向的位置。吴慰祖身上有一种很朴实的那种知识分子气息，他的宽容、厚道、真诚等等许多可贵的品质，往往在最关键的时候才让人有所体会。同样，吴慰祖顽强、倔犟的一面也往往被他的内向所掩盖了。
　　无论是做副所长、所长和副司令，吴慰祖都顽强地为自己保留着20％从事科研工作的时间。这是最后的防线，他寸步不让。但他又决不因此而影响他所担负的领导工作。吴慰祖的严谨也正在这里，20％的时间是他经过严格计算后一点一滴挤出来的。他说：“我不是一个天生做领导工作的料，而且我分工管科研这一块，没有这20％的科研实践垫底，我想我不可能管理好这一块。虽然是科技干部出身，但时代在变，科学技术在不断发展，一旦自身脱离开科研工作，在情感上就有可能与科研人员有距离，管理起来就不那么自如，就容易出现偏差。我是笨人用笨办法……”
　　做领导工作，反过来也使吴慰祖在自己的科研上获益匪浅。眼光开阔了，选择研究的课题能够从全局出发。
　　比如在“风洞与飞行的相关性研究”上，我国在过去几乎是一个空白，研究力量很薄弱。而这一课题所要解决的，就是怎样把风洞数据应用到飞行器上。在风洞试验与型号之间搭起一座桥梁。这一课题不仅对我国航天航空飞行器的独立研制有着重大意义，而且对基地的整个气动力研究试验有着巨大的带动作用。
　　1985年，吴慰祖和刘长秀、唐良瑞、伍开源、徐明方、崔乃明等人，一起承担了这一课题中的气动力研究部分。这一重大课题被列入国家“七五”重点攻关项目。除气动力之外，还有设计、飞行两大方面。经过5年奋斗，这一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全面取得巨大收获，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这一课题完成的同时，带动了一批与型号任务密切相关的课题研究，取得一批科研成果。
　　在做领导工作的这些年里，吴慰祖的不少研究课题，还荣获了部委级科技成果奖。做领导工作，对吴慰祖来说是有利有弊。他和别人的不同之处，正是把弊转化为了有利因素。那宝贵的20％时间，被吴慰祖称为“自留地”和“试验田”。作为一名领导干部，拥有这块田，吴慰祖已经是相当富有了。而作为一名气动专家，这块田地无疑太狭小了。

科学的另一种选择（2）

　　1989年9月，一名新分配到基地的大学生，在参观完风洞群之后，面对与他谈话的首长，却毫不客气地直问：“这几十年你们就搞出这点破玩意儿？”被问的人心里像被刀戳了一样，面对那个年轻人，他愤怒了，真想甩过去一个耳光，然后再告诉他这些风洞是怎么干出来的！但那位首长却把愤怒咽回到肚里。年轻人狂妄，也许不完全是坏事。他这样想。然后交给年轻的大学生一本气动力学专著，让他用半年时间推导一遍书上的公式。他告诉年轻人，当年他是用三个月的业余时间推完的这些公式。他希望那个年轻人能跟他较这个劲，能在半年内推完这些公式。如果这样，他知道他也许会看上这棵苗子，下一番功夫去好好培养。他喜欢爱较劲的人。他本人就是一个爱较劲的人。
　　这个人就是钮颂镛——基地科技部长。
　　加上这个后辈大学生的话，钮颂镛受过四次刻骨铭心的刺激，他一辈子也忘不掉。
　　第一次是1961年，埃及王国自行研制的导弹发射成功。这个像中国一样古老的国家焕发出来的活力，给钮颂镛带来很大的刺激。连埃及都有了自己的现代化武器，我们国家怎么能没有呢！那时他刚大学毕业。受一次刺激，发一次狠，钮颂镛跟自己较劲，跟工作较劲，拼命地钻研他的业务。
　　第二次是70年代初，一个偶然机会，他看了一部日本影片《啊，海军》。他又一次受到强烈的刺激。军国主义也好、法西斯主义也好，仅仅是凭着主义，日本那个小小的岛国就能横扫东南亚、就敢把偌大的太平洋不放在眼里，把珍珠港炸得稀里哗啦么？强大的海军、强大的空军，无疑使那个岛国里军国主义者如恶虎添翼。钮颂镛那颗被刺激的心里反反复复地思考：关于战争胜负的因素仅仅是人么？在特定的政治、历史条件下取得的人民战争伟大胜利能概括得了所有的战争规律么？这时的钮颂镛已经是负责一个研究室的领导了。这次受到的刺激，也不仅再是他个人埋头去较劲了，而是带领全室的科技人员去拼搏、去奋斗。
　　再一次受到强烈的刺激是海湾战争。这时的钮颂镛已经是科技部长了。他以一个科技部长的眼光来认识这一战争时，首先有一种忧心如焚的感觉。其实，钮颂镛这几十年一直被忧虑所折磨着，一直有一种火烧眉毛般的紧迫感。应该说，美国人以及多国部队在海湾战争中所显示出来的高科技现代化武器，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意料之中。钮颂镛本身毕竟是一位气动专家，仅仅从军事科技的研制经费上，他也能大体想象出人家已经先进到什么程度了。让钮颂镛忧心如焚的或许正在于此。钮颂镛掌握着整个基地的科研经费。集空气动力三大试验手段于一体的这么庞大的国家研究试验机构，一年的经费甚至不如国外某一单独课题的研制经费多。天知道钮颂镛是怎么在苦心经营他掌管的那几个钱。
　　钮颂镛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科技管理干部，他的才能受到上下左右方方面面许多人的称赞，他善于抓住那些方向性的前沿的有带动意义的重大课题，能够最有效地组织力量去进行攻关，善于合理地安排、协调各项科研试验任务的完成。和吴慰祖等基地领导不同的是，钮颂镛比较彻底地放弃了自己的研究工作。科技部长的工作也许更庞杂、更具体，工作难度更大一些。但在许多重大课题的成功之中，钮颂镛却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这不仅因为他是科技部长。他在一些重大课题中的作用很多时候超出了作为科技部长的作用。他甚至帮着去论证、帮着去制定方案、为研制试验中的一些具体技术问题出主意想办法，投入大量的精力。人心是秤。对于哪是科技部长分内的工作、哪是分外的贡献，具体承担课题的技术人员心里都很清楚。有时候不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课题成功了，报成果报奖的时候，组内的人一商量：“咱们的课题应该算老钮一份。”逢这时候，比问钮颂镛要钱还难说话，被他少有的一句粗话呛你个半死：“少跟我扯淡！”事情过去之后，或许会跟你说一两句内心的话：“别勾我肚里蛔虫了，一提成果，我心里就发毛、手就发痒，就想坐下来也踏踏实实搞点课题……”
　　钮颂镛受到科技人员们的信赖、尊重和称赞仿佛自然而然。负责自由飞的张守言曾感叹：“自由飞的许多成果多亏老钮。”在张守言他们最困难的时候，面临失败的时候，钮颂镛曾说过：“搞成了是你们大伙的，失败了我兜着。”用外单位的靶场搞某歼击机尾旋试验时，人家狮子大张口，场租费一下要20万。整个30万的课题费，本来还差一大截，哪儿有20万给场租费？可几十个人已经拉到了靶场，就那么僵在那儿，不给不让用。张守言急得恨不能给人家叩头，说把我们这些人卖了也拿不出这么多钱。这一任务是张守言他们揽来的，当初基地就讲过，型号单位给的钱够就搞，不够就别搞，基地再没钱朝里面贴了。因此张守言还担心试验恐怕会半途而废。可这时候钮颂镛就跑去了。老钮的兜里是真没钱。没钱就撤，很正常，谁也不会说他半个不字。没钱的钮颂镛四处游说，从上级业务部门那里抠来十多万，好说歹说又把靶场的要价压下去几万，一咬牙从自己掌管的那点经费里再抠出来几万。试验成功之后，张守言和试验队先发一封电报给科技部，与其说是报捷，不如说是对钮部长的感激。
　　熊加中领导课题组搞成功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进气道数字测量技术后，也说过：“这个课题成功，多亏钮部长等领导。”
　　如果是常规的那种“领导的亲自关心和支持”，张守言、熊加中他们恐怕不会特意去感激钮颂镛。
　　连钮颂镛自己也承认：“领导关心支持这句话的弹性太大了。如果仅仅是正常工作中的领导，严格地讲，是不能得到这句话的。因为是你份内的工作，你应该干。作为一个科技部长，不能是一个中转站、二道贩子，把任务领回来，布置下去，检查检查督促督促就行了。也不是简单地去组织完成任务，哪怕你组织指挥的很得当也还不行。这是硬件，是一个技术管理干部必须要做到的。而衡量一个技术管理干部水平高低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你是否把技术人员的干劲和创造精神都最充分地发挥出来了，都用对了地方。科技管理工作的科学性和魅力主要体现在这儿。关心支持一定要到位、要在点子上，要是技术人员真正的最需要的关心支持。简单地问一声，也是关心支持，群众出于礼貌、出于习惯，也会把‘领导的关心支持下’这句顺耳的话送给你。但我们不能这么做，不能愧对这句话：科技管理工作看似枯躁，其实是丰富多彩有声有色。但科技管理干部只有有情有谊，才能换来这色这彩。对事业的、科技人员的深厚的情谊……”
　　钮颂镛当作一个复杂的问题常常思考刘苏和乔泽这两个人，他让基地的中下层科技管理干部们也认真地去思考。刘苏堤个带兵打仗出身的老革命，没多少文化，乔泽也不是专家，两个外行。可基地的科学家们、专家们却为什么那么尊重他们呢？刘苏已经离开基地十多年，乔泽已经去世近20年，可一提起他们，科学家们、专家们就充满感情，充满激情，充满拼搏奋斗的欲望，充满为事业献身的精神。
　　为什么？常这样问自己，使钮颂镛获益匪浅。
　　科技部长是个难当的角色。要能跑、能说、不怕挨板子。要扮红脸、也要扮白脸，对上哭着喊着要钱，对下要虎着脸攥紧手里的一分一厘。任务重时，得像催命鬼一样去逼人，没任务时，得像包工头一样去揽活。还有一点，科技部长要能挨得骂。钮颂镛知道有不少人骂他，甚至恨不得打他。任务一下达，首先的问题是经费，他能给的和别人要的总是有差距。课题计划报上来，又是钱。给的嫌少了。不给的轻则吵，重则是骂。因为钱少，就得保重点课题，就不得不忍痛割爱砍掉一部分课题，一压压好几年还没有钱上。砍谁的，压谁的，哪个课题不重要？砍一个课题，伤一个人心。年轻人事业心强，渴望成功，一腔热血、满怀希望选择的课题，你咔嚓一下给砍了，背后骂你算是有休养的。老同志们则是来日苦短，恨不能把命都搭在事业上，用于最后冲刺的课题你给砍了，能不骂你、不想打你么！有的老伙计指着鼻子问：“老钮，钱哪儿去了？你也是老家伙了，怎么不理解人？你缺德不……”
　　都知道老钮难，也理解他。可砍了课题就顾不上那么多了。
　　挨骂、得罪人，钮颂镛都不怕。他怕的是伤人的心。犯难的时候、遭人误会时，钮颂镛也有过委屈，有过不干这个部长去搞研究的想法。
　　可科技部长这个位置谁来于不难？不受委屈？
　　韩志华部长那时候比自己难，困难现在也没法比。韩部长比谁都有能力搞研究出成果，却没有出。
　　高锡康部长也比自己的难处大。那时候基地刚走上正轨纳入部队的序列，各项工作干头万绪。高部长也有很强的能力去搞研究，出成果。在位时没精力搞。退下来之后，有时间了，高部长还不搞。为什么？恐怕没谁比高部长对经费紧张的体会更深了。搞课题就得要经费，老部长申请点课题费，科技部的人恐怕没人会打折扣。或许正因为如此，高部长才不得不放弃了从事研究的最后的机会。可是，一颗不眠的事业心放在那里？退休几年，高锡康部长默默无闻，天天照常上下班，埋头在档案室，像助手一样帮着负责整理基地史的老伴，翻译外文，整理资料……
　　科技部长就是个难差事、苦差事，是个有委屈说不出口也不能说的差事。可是苦、难都还得干，和自己较了一辈子劲，这个劲还得较下去。而且还得去发现去培养爱较劲的年轻人。那一次，钮颂镛有点看走眼了，他把气动力学专著交给那个狂妄的大学生之后，过了三个月，他去探虚实，结果，第三个公式还没推出来，半寸后的专著刚翻到第七页。他还不死心，还在想水平差，推不出来不怕，只要你还咬着牙继续推下去，就不失为一条好汉、就有可能逐步成长为一个优秀的技术人才。可是，那竟然是一个不争气的角色。一拍屁股闹着要走，真走了。仍然很狂妄，要到南方去闯世界。
　　钮颂镛连气也懒得和他生，很平静地告诉他：“你这种人是该走，因为你根本不配做一个气动人！”
　　但从此之后，钮颂镛也多了一份警惕，警惕从创业时期走过来的他们这一代人身上可能有的一种固步自封。那个年轻人固然狂妄，但却提醒了他。优点往往也可能导致缺点。他们这一代人白手起家，摸索的过程较长。当时环境封闭，只能埋着头干。这无疑锻炼培养了他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但在为这种精神感到骄傲的同时，会不会导致部分老同志思想上技术上的固步自封？
　　钮颂镛的警惕，也许是一个不小的现实问题。因此，钮颂镛强调，抓队伍建设，不仅是只抓年轻人。这观点也许算不上新，但却反映了钮颂镛的胸怀。毕竟，他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老气动人。

　　杜建国是超高速所筹建时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后来又作了很长时间的所长，直到退休。超高速所从达县到绵阳安县，两个所址都是他带队选出来的。从超高速所的规划、筹备、选址，到每一座风洞的论证、建设、投入试验，杜建国作为主要负责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和其他所领导一起顶着巨大的压力，保住了风洞设备没进山洞。这一贡献对我国超高速气动力研究试验技术发展的重大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对于一辈子在科研管理工作的岗位上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杜建国来说，和其他科研管理干部一样牺牲掉了自己的研究专业。对此他无怨无悔。因为这是事业对他的选择，所以他也并不把这看作是遗憾是牺牲。
　　杜建国的牺牲是从退休之后开始的。颇为特殊、也颇有些悲壮的意味。
　　已经退休5年，65岁的杜建国还不能进干休所去安度晚年。于休所房子紧张，进不去，就只能呆在所里。第一茬所领导班子中已经有两人去世了，第二茬班于中也有两人死了。杜建国想早点离开这里，他受不了。在所里住着，他到处都能看到已经走了的那些老伙计们的影子，总让他产生一种在这里等死的感觉。
　　过去长期当领导，知道领导的难处，因此不想给现在的领导添麻烦。但不添又不行。这种矛盾一直折磨着他。年龄大了，对环境、气候的适应能力差了，身体带了不少帽子：脂肪肝、高血压、冠心病、前列腺肥大、胃病等等。这些病在所里只能一般性地检查一下，到基地去看，几十里路，要车又不好意思。孩子们都不在身边，老俩口连煤气也换不动，想找战士来帮帮忙，还是不好意思。有一次，请了一个战士来帮忙，从起床就等，等了半天还没来，只好和老伴两人抬，一层楼没下完，两人都喘得直不起腰了。老伴委屈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杜建国也委屈。后来才知道，那个战士要参加歌咏比赛，因此来晚了。
　　杜建国每天呆在自己的房子里，连出来散步也不敢。好大一帮退休的老家伙走不了，一见杜建国，都爱半真半假地骂他：“说当年我们能走，可你当领导时卡着不让走，都被你害苦了，现在好了，你也走不了，我们就一块在这儿等死吧。”挨了骂，杜建国只能皱着脸苦笑，他理解这些老同志们，心里有苦有委屈，不当着他骂当着他说，跟谁说去？互相说说骂骂、苦笑一顿，去去心病，心里有疙瘩自己给自己解。所领导都被这拨老同志们教育过、培养过、带过，能在他们面前叫苦么？人老了，人格不能丢、自尊不能丢，做不了贡献，但决不能添麻烦。
　　杜建国知道老同志们还在看着他，因此他想，其他老同志不走，他就不能走。官不当了，但人还得做。稍有不慎，被人们看扁的不仅是自己一个人，恐怕连累的是整个共产党的干部。
　　只要出屋，杜建国总是一副笑脸，像个笑面佛一样。他本来不是这样的，是从退休之后才开始变成的一副弥勒佛模样。有的老伙计问他：“你整天笑什么？是真高兴？”
　　杜建国说：“干不了其它工作，就这点能耐了，算做点贡献吧。让所里领导们看一副笑脸，少为我们操点心。让年轻人也看一副笑脸，不然影响他们的情绪。不是说现在大学生难接吗？让来的小伙子们安稳吧。我们这些老家伙要是整天苦着个脸，人家还怎么安稳……”
　　杜建国把苦留在心里，却把一副笑脸给了他心爱的气动事业。

科学的另一种选择（3）

　　荣获国家政府特殊津贴的高级工程师王喜荣，是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走上科研管理工作岗位的。1960年他作为国家急需的特殊人才提前一年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曾参加了我国第一座高超音速风洞的设计和安装调试工作，是0.5米高超音速风洞的总体设计人之一，曾主持了0.6米激波风洞的建设和2米激波风洞的抗潜改造。也因为专业技术过硬，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作为只专不红的典型受到批判。有一段时间，他是室里大字报最多、帽子最多的典型人物。直到1979年，40多岁的王喜荣终于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80年代中期，风洞建好了，搞科研的环境也好了，王喜荣憋足劲准备大干一场，要好好在自己亲手建起来的风洞中进行研究试验。可就在这时候突然让他当所长，去转搞科研管理工作。对于曾经被当作典型批判，40多岁才入党的王喜荣来说，这是一种荣誉。领导把一个所的担子交给自己，这种信任对他远比所长这个职位重要得多，他看重这种信任。可是这种信任却需要他付出代价，他必须中断自己的课题研究，放弃在研究领域获取更大成功的机会，把全部精力、智慧都转移到整个所里的科研管理上去。
　　就是在这种矛盾中，王喜荣走上所长的岗位。
　　1992年，王喜荣荣获国家政府特殊津贴时，其突出的成就几乎全部是在他担任所长之前取得的。
　　和不少科研管理干部一样，从所长岗位上退下来之后，王喜荣又一头埋进了研究工作之中。在所长位置上他也干出了不小的成就。从个人专业上讲，虽有遗憾却不后悔。但另一方面，他愿意把那几年看作是一种损失，他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也许这仅仅是一种愿望了。

　　高超音速气动力、气动热研究专家方德润，也是在正当年富力强、正当在研究领域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走上科研管理工作岗位的。刚任命他当所长时，他突然觉得心里咯噔一下，像有个什么东西一下断裂了。在航天部某研究所的老同学写信说：“老方，你疯了？现在环境这么好，正是出成果的时候，干吗要当这个所长？”
　　甚至有人说：“方德润当所长对他个人、对气动力事业都是一种损失。”说这话是有根据的。1968年，我国进行某型战略导弹飞行试验时，由于防热设计不过关，弹头在空中被烧穿。被钱学森称之为“淮海战役”的某型战略导弹防热攻关课题就这样提上了议事日程。方德润负责研制的电弧加热器设备，就是这场战役中的一场攻坚战。他带领课题组从解剖电焊机开始，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电弧加热器，成功地用于该型战略导弹的烧蚀防热试验，为改进该型导弹防热设计提供了宝贵数据。
　　紧接着，他又带领课题组搞出了第二代高压烧蚀设备。
　　高超音速气动力、气动热问题属世界性大难题，我国从事这一研究的高级人才本来就少，能够取得成果的更是凤毛麟角。而方德润正是在有望取得更大突破的时候转向了科研管理工作。某种程度上讲，方德润没有选择。他在给那位替他惋惜的老同学回信时曾流露出自己的苦衷：“我没有办法，组织已经这样决定了……”
　　从所长位置上退下来时，方德润心里又那么咯噎了一下。但这一次是踏实了。他毫不费力地就一下子找回了感觉、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又默默无闻地当起了老高工，当起了课题组长。以专家组成员的身份在“863航天高技术”中负责飞行器热防护技术研究。
　　他的另一件工作是把知识传授给新一代气动人。他默默无闻地带了两个研究生。一个是报考他的研究生，另一个是毕业之后跟着他。跟学生之间也常聊些专业之外的话题。学生也问他，当所长影响专业，是不是感到后悔。方德润想了很久，几乎把这一生都认真地反省了一遍，最后真诚地告诉学生：
　　“我们这一代人，不怎么想‘后悔’，这两个字，忙了一辈子，顾不上想，现在更顾不上想了。它好像不属于我们这一代人。”
　　的确，有很多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字眼，不属于老一代气动人。他们同时又拥有许多属于自己的特殊的词语：比如牺牲、比如奉献等等。或许是时代不同了，他们的一生中注定要比我们少一些东西或多一些东西。

　　在科研管理干部中，总师这个角色似乎离纯粹的科研工作更近一些，关系也更为密切。因此无论是基地的、所里的一茬茬一个个众多的总师们，都是从最优秀、最出色的技术人员中挑选出来的。几乎都是先有了突出成就，才能坐上总师的位置。不然，靠什么去领导众多的技术人员？何以服众？总师还必须相对是一位一专多能的人才，哪怕是一个所，不同的风洞、不同的试验任务、不同的专业领域等等。不专也许行，但不懂恐怕在总师的位置坐不下去。
　　一个总师一个优秀人才。
　　一个总师一个令人惋惜的话题。
　　总师的牺牲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坐上总师的位置，就意味着牺牲自己为别人服务，意味着出成绩出不了成果，意味着更多的责任、更大的压力……
　　1992年，从美国作访问学者归来的刘信义担任了低速所的副总师，一年后担任总师。本来是下决心回国后要奋力一搏的，没想到一下被套上笼头，驾起大辕。他和副总师孙正荣有明确分工，他主管全所的试验规划、学术交流和培训以及型号试验任务。从此再难接触具体的课题研究。刘信义有个习惯，每天下午下班之前总要到各风洞去转一转。无论多忙，这一圈也得跑。实在太紧张，跑到洞口看一看小黑板就行。各风洞有事找他，总是在小黑板上给他留言：“今天试验不顺，请刘总晚上来一趟。”低速所有九座风洞设备，这样的留言，几乎每天都有。
　　低速所在培养年轻人方面走在基地的前列，年轻技术人员成果多、成长快，在基地范围内有口皆碑。这与老一代气动人的言传身教、所领导班子的高瞻远瞩密不可分，更与包括刘信义在内的一任任总师们的艰苦努力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在刘信义做总师的这几年，全所有80％的重要课题是年轻人承担的。他主张所有集体攻关的课题，都让年轻人来领衔，作课题负责人。刘信义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坚持学习新知识，以便能够根据世界空气动力学发展的新趋势，来指导年轻人的研究方向。对全所的年轻人他心里装着一本帐，谁有哪方面的专长、能在哪一方面发展，他心中有数，并有步骤地制定出培养规划。常和刘信义在一起的年轻人颇有感触地讲过这样的话：“如果仅仅把用在我们身上的时间集中起来，刘总在个人研究上就能做出很多事情。”但刘信义觉得作为一个总师把精力和时间花多少在年轻人身上都值得、都不冤枉，是一本万利的事情，甚至比急功近利地搞出几个大课题更有意义。因此，刘信义舍得在年轻人身上下本钱、花功夫。对总师这个位置，刘信义有着与大多数人不同的理解，尤其是处在目前新老交替的情况下，他认为总师不仅是干部与普通科技人员之间的一座桥梁，更应该是新老同志之间的一座桥梁。怎么在安排任务、安排课题的过程之中增进新老同志的相互理解、促进团结，这里面大有学问。在低速所，有一个以正副总师为骨干的老同志智囊团，专门负责对重大课题的立项论证、总体方案的制定以及经费的筹措和大量后勤工作的准备等等，一旦这些幕后工作完成了，课题移交给年轻同志去干。老同志的优势得到了发挥、老同志的牺牲精神也摆在明处，看得见、摸得着，使新同志们在接过课题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受到教育。
　　并且，刘信义从来不怕年轻人从他个人身上看出优点来。从某种程度上讲，总师就是一面旗帜，既代表着领导，也代表老同志，你的一言一行、甚至对每个具体技术问题的处理，在年轻人眼里都有着领导和老同志的双重含义。过去的历史对年轻人毕竟有一定的距离，是虚的，他们需要从老同志今天的精神风貌上去回眸昨天的历史。因此，刘信义渴望年轻人对他个人的理解，希望他在总师的位置上所做出的牺牲奉献被年轻人正确地去理解。他希望自己是一扇洞开的窗口，通过自己使年轻人能够深入到老同志的心灵深处去。希望自己的刻苦好学展示给年轻人的是老一代气动人拼搏奋斗的精神，从自己的淡泊名利上让新同志对老一代气动人的精神品格有所认识……
　　当总师的刘信义，可以整夜整夜地陪着年轻人泡在风洞里。4×3米风洞夏天气温常常是40多度，年轻人一干活总要把女同胞朝外赶，要光膀子。刘信义和陈洪也跟着一起光膀子。年轻人爱开玩笑，说刘信义只穿一条裤衩怎么看也不像个总师，说陈洪一光膀子主任的威信也跑光了。陈洪也笑，说我和刘总把衣服整整齐齐地穿着站在这儿，两个老家伙才真不敢要威信了。
　　4×3米风洞怕夏天。8×6米风洞却怕冬天。外面不到零度，里面却到了零下5度。年轻人熬夜加班爱犯困，常常躺在风洞里面的铁皮上就睡着了。有一次，刘信义好心把年轻人拍醒了，年轻人打着喷嚏直向他认错，说刘总我错了。刘信义当场就哭了。后来在全所大会上，一说到这儿刘信义的眼泪还是啪嗒啪嗒往下掉，站起来给年轻人鞠躬……

　　1985年9月，在美国做了两年高级访问学者归来的孙正荣，也正当年富力强、正是出成果的黄金时机。一回来他就和沈礼敏一起承担了直升机平台的研制任务。五年拼搏，成功了，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即使如此，孙正荣也并不满足。他在美国时的研究课题是“低雷诺数机翼空气动力学研究”，在美国的权威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的兴趣和研究方向都在这一课题的继续深入上。五年过去，他仍然迷恋着这一课题，仍然充满自信。可是，他被一下安排在了副总师的位置上，负责整个所的外事和课题研究工作。
　　刚被任命为副总师时，心里老大的别扭。妻子丁秋云也别扭，既为他可惜，也为自己委屈。他到美国的两年，丁秋云一人带两个孩子，每天爬大厢板到另一个所去教书，风雨无阻。苦熬一场为什么？早知回来要干这个副总师，何必折腾那两年？他向妻子发牢骚，妻子向他发牢骚，可牢骚一发完，两人心里都敞亮了。临了，成了互相劝慰。他说：“领导让干，咱就好好干吧。年轻时没向谁说过一个不字，现在这年龄，更不能说了。”妻子说：“也真是，我当老师，一辈子教书育人，怎么为这点事……想想过去……
　　一想过去，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过去，两人都是船工的后代，都是吃国家助学金读大学。孙正荣从北航毕业就热血沸腾来钻山沟，丁秋云从北大历史系一毕业就主动要求去西藏，去一个著名的麻风病区的小学当老师。学生放假时到四川来结婚，一个女孩子翻二郎山，走马帮过的路，赶到四川的山沟，假期过了一半，连到县城去买点日用品的时间都没有了。李实伟的妻子炒一锅瓜籽，邱玉鑫的妻子送给一床被子，老孙再去代销店买回一双枕头。下班后，李实伟和刘信义拍拍身上的土，就作证婚人。第三天又朝西藏赶。那时候不也乐呵呵地过来了么？怀孕7个月回来生孩子，孩子刚落地就走了，请一个刚死了孩子的妇女当奶妈。那时候就怎么没想到一个“亏”字呢？过去条件差，刚从西藏调来时正怀老二，每天爬大厢板去学校受不了，全所就分到一张自行车票，老孙想要，刘信义也想要，但两个男人一想对方都不要了，都把自行车票朝对方的口袋里塞。刘信义妻子在安县上班，每天来回几十里，论困难都差不多，但有一条刘信义比不过孙正荣，刘信义不是党员。就凭这，刘信义争不过孙正荣！但看着妻子腆着大肚子朝卡车上爬时，孙正荣的眼圈里总含着泪。可这么多年，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觉得那辆自行车给老刘是对的，是应该的。
　　过去，为事业，孙正荣母亲腿摔断了没回去。在床上躺了几个月之后去世了，他回去后哭母亲，父亲说他：“你别哭，你母亲就怕你回来影响工作，没回来，算你最后听了她一句话。以后我也有那一天，先交待好，也别为我耽误你的大事。果然，父亲也是把腿先摔断了，也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去世时孙正荣也没能赶回去……
　　想起过去，孙正荣没有理由不兢兢业业地把副总师干好。气动人过去的历史不仅是留给后人的财富，也是鼓舞自己不断前进的动力。
　　孙正荣在美国研究了两年并已经取得相当成就的课题没能再继续下去，但从美国人那里所感受到学习到的对科研管理工作的经验，却充分应用到了他副总师的工作中。孙正荣是真想清楚了，对自己的位置也有了深刻的理解，连美国那样崇尚个人利益的社会里，不是也有一大批优秀的高级专业人才在从事着科研管理工作么？我们的优势不正是以个人的局部牺牲而赢得整个事业的辉煌么？

　　刘兴谓是老一代气动人中少有的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专家。先后当过十年研究室主任、六年副所长，然后又当总师。1980年以前，刘兴谓在研究工作中取得了不少成果。但那时成果不报。开始评成果的时候，他当了领导。由他主持研制成功的大厚度线切割机，在评成果时，他理所当然应该名列榜首，朝上报获奖名单时，他报单位、报其他同志，唯独把自己的名字删下来。他是基地最早被任命为工程师的四人之一，可后来许多同志的技术级别都走在了他前面。在由六级调为五级时，他连续六年让了三次名额给快退休的同志先调。在一次调整技术级别时，组织上考虑到他时间长和实际水平，不让他再推了，悄悄把他的名字报上去，当他知道后，再次说服领导，将名额又一次让给年轻同志。他任总师时，负责全所的技术职称工作，爱人的职称上报一次被他卡一次。爱人所在的资料室缺一名副主任，组织上左选右挑，让他爱人干。他先是说服妻子别干，后来所常委开会讨论，还是定下他妻子，他又想办法说服其他常委，理由只有一条：自己是总师。第二次开常委会再讨论时，领导有意让他回避，还是决定上报他妻子担任副主任。等他知道时，名单已上报到基地，他直接打电话给基地领导。事后妻子也知道了，笑话他：“你硬是把这个副主任给我搅黄了才安心。”刘兴谓说：“谁让我当总师呢！”

　　叶希超从当室主任时就给自己立下一条规矩；不和其他同志合作搞课题。参与可以，但决不算作课题组的人。这样报成果时干脆利落，一下就把自己排除在外了。后来作副总师，参与的课题比作室主任时更多了，他仍然坚持这一原则。对于自己成果少，叶希超颇为超脱，他说：“当初领导决定让我搞技术管理工作，我自己也走了这条路，就已经注定要做出这种牺牲。”几年副总师当下来，叶希超的体会是：在总师、副总师这个位置上，成果多了，至少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只顾埋头干自己的；二是可能有挂名的现象。
　　叶希超无论作室主任、作副总师，都深受同代和年轻技术人员的尊敬。这尊敬是他用自己的牺牲精神换来的。他作室主任时，手下有韩隆恒、孙启明、吴兴源等一批精兵强将。要想出成果太容易了，每一个课题从论证立项室主任都得过问，图纸出来得审、得把关，每个课题得许多人参加，作为一个技术上过硬的人，他参加进去完全可以。别人希望他参加，主任一加入，许多问题自然好解决一些。而且作为主任一加入进去，名字就得朝前挂，还能愁没有成果么？另一条路是自己搞课题，把有能力，有水平的人拉进课题组，这也肯定能出成果。
　　但这两条路叶希超都不走。
　　他手下的那几员大将：韩隆恒、孙启明、吴兴源等一个个都出大成果。他所做的是去为他们创造条件，保证他们，只要他们心里顺畅，干得有劲，能出成果，他就心满意足了。
　　叶希超总是躲在成功的课题之后。却喜欢朝失败的课题上靠，去找问题，去总结教训。因此有人说他专门喜欢给别人擦屁股。叶希超说：不是我喜欢做这事，但总得有人来干。在科学的道路上免不了失败，有时走了弯路、甚至是死路，好好总结出来，留给后人，对科学、对事业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当然，如果让我随便挑选，我还是愿意走成功这条路。

　　吴承厚是作为优秀技术人才直接从室副主任提升为副总师的。这位60年代北大电子物理系的高材生，水平、能力都是人们公认的。在某重大课题的攻关中，他曾四个多月不离现场，亲自解决了许多技术上的难题。成果出来，按贡献大小排名次，课题组的技术人员一直赞成把他往前排，他却死活不干。
　　吴承厚和叶希超两人的妻子都先后转业回上海了。两个副总师，两条“光棍儿”，想走不让走，也不好意思提。后顾之忧问题解决了，但两人都过得苦。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像在施“苦肉计”一样，主要是为了孩子能够回上海。
　　叶希超曾经劝他在上海的小女儿考师范。他对女儿说：“我这一辈子对不住你，你以后就当个老师，一年至少有两个假期可以好好照顾你的后代，别像爸爸一样再对不起自己的孩子了。”

　　超音速所总师张志成从12岁上初中开始，到现在已经吃了四十多年的食堂。过去还提过要走的话，也有条件，妻子在科学院机关工作，他过去也是从科学院走的。多大的困难张志成都不提，就一条，这一辈子吃食堂吃够了，不想吃了。领导也同情，曾安排过走，可到最后又卡住不放了。张志成能力强，作总师之前，曾单独完成不少课题，屡次获奖。因此不让他走，安排他到英国去做高级访问学者，再安排他当总师。一当上总师，张志成也不敢再提走的话了，即使以后不当总师也不能提，做过领导就不一样了，台上台下得一个样。他在老一代气动人中算年龄较小的，刚50出头，食堂还得再吃十年。
　　也是50出头的妻子，曾经两次在死亡线上挣扎过。一次是大出血，倒在外面的厕所里，被小学生发现后抢救过来了。另一次更巧，妻子倒在床前，昏过去，他出差到北京刚好在那几分钟开门进去了。张志成说：“算了，我这一辈子吃食堂认了，只求老伴能平平安安……”
　　每一个从事科技管理工作的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这不仅是一个需要以特殊形式去牺牲奉献的苦差事，也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差事。这微妙之中的难处，恐怕更是外人所难以理解的。